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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到中美建交的阶段

从1949年到1979年，中美基本没有官方关系，民间的走动也少得可怜。1972年尼克松在中南海的书房里见到了毛泽东之后，中美互设了办事处，民间走动有了松动，全美国可以引领美国人到中国参观访问的就只有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和全国美中关系委员会。

在这30年里，中国人在美国人看来是打仗不要命的黄祸、愤怒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美国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者和先做莫斯科的马仔继而又跟苏联掰了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卫道士。

美国人这些印象的形成与以下因素有关：

1、抗美援朝：中国在1950年10月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对联合国军不宣而战，一举将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为首的联合国军打过三八线。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勇猛、善战和神速是美军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中国拯救了当时摇摇欲坠的朝鲜，在美国人心头砍了重重的一刀。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美国的韩战老兵把志愿军描绘成不怕死也不知道掩护自己的机器人，说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玩命的人，对着志愿军的人海攻击不停地扫射仍不能阻止他们的进攻。

抗美援朝开始后，中国开始大规模驱逐和遣送1949年后滞留中国的美国人，他们是大学的教授、医院的医护人员、教会员工和文化工作者，这些美国人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特别是那些曾经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中国人的反目成仇让他们万分寒心。他们回到国内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述的应该都是中国人和新中国政府的负面形象。

2、政治运动：从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立誓要推翻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整个西方制度的运动使得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这个国家怎么了？60年代末至70年中期，不少中国人以各种方式逃到香港，美国的新闻媒体和学者开始大规模采访这些“难民”。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反映大搞阶级斗争的的书籍和影视（比如郑念的《上海生死劫》、哈金的《等待》、电影《毛泽东的最后一个舞者》）都还在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3、领袖言论：文革期间，林彪说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美国人可以通过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人物的公开和私下言论了解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看法，并以此形成对中国人的印象。毛泽东对亚非拉来访人士控诉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在天安门广场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号召美国受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推翻美国政府等，都让美国人不能够理解。

在个人崇拜横行的国家，领袖指向哪里国家就奔向哪里，中国的电影、书籍、课本、公共媒体都以攻击和批判美国为使命，而这些文献又被大量地翻译成英文（Foreign Broadcasting Information Service，FBIS），这些译文对两类美国人影响最大，一是行政领导和国会议员，一是美国的媒体和学术机构的成员，前者以它们做决策的参考，后者以它们做科研、讲课和报道的依据。

邓小平来了“晴”了天

中美建交的公报（1978年12月15日）和改革开放的决定（1978年12月18日）只相差三天，在改变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形象方面，邓小平功不可没。首先是他在与卡特总统在中美关系艰难的谈判展示的务实精神给美国的精英阶层留下了深刻印象。（邓小平的这一务实精神在香港回归和台海问题上都有展示，显示了一个大国政治家的眼光、勇气和脚踏实地。）邓小平对莫斯科和越南的强硬态度自然也赢得了美国人的极大好感，莫斯科是美国冷战的主要对手，越南则是5万美军官兵阵亡的国度。

几乎完全颠覆了美国人从1949年以来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负面印象的事件是邓小平1979年一月底二月初对华盛顿、亚特兰大和休斯顿的访问。在访美过程中，邓小平向美国人民和政治家展示了中共第二代主要领导人的新风貌。卡特总统2007年在北京纪念中美建交28周年的活动中读了自己当时的日记。他说，在肯尼迪中心的演出结束之后，邓小平登上了舞台与演出人员握手，并亲吻了一个参加唱中国歌曲的美国小姑娘。当时美国众议院议长杰克逊对卡特总统说，一个会亲吻的国家领导人一定不会与我们为敌。之后在亚特兰大和休斯顿，邓小平参加了各种活动，在休斯顿还戴上了牛仔帽。

据卡特总统回忆，他在邓小平访美期间曾经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允许中国人继续信仰基督教，二是在中国印刷和发行圣经，三是允许美国传教士去中国传教。邓小平说他需要考虑此事。之后不久，邓小平告诉卡特总统，可以答应他的第一和第二个要求，第三个要求就先算了。邓小平的这一决策对改善被地缘政治和冷战强行撕裂的中美关系，特别是对改善以基督精神作为立国和做人之本的美国人对中国的人看法起到了核聚变的作用。

邓小平回国之后中国旋即出兵越南，美国的暧昧态度使得苏联不敢轻举妄动。之后，中美进入10年蜜月期。卡特总统曾多次提到一件事，那就是在中美政府就开展学术交流进行谈判过程中，他在华盛顿时间凌晨接到了他的科学顾问佛兰克·皮尔斯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皮尔斯告诉卡特，邓小平副总理急需知道美国是否可以每年接收5千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卡特告诉他的科学顾问，你转告邓小平，中国可以每年往美国派5万学生和学者。卡特和邓小平不仅启动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中美人口互动，而且为美国人改变对中国人的看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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