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嘉鱼县官桥镇官桥村八组地处嘉鱼县南部，占地3平方公里。改革开放以前，官桥村八组贫穷落后，当时村民的生活状况是：“住的是土坯房，吃的是返销粮，一个工值9分钱，上山砍柴换油盐”。改革开放后，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引下，官桥村八组坚持集体经营、共同致富，探索出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路子。组里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迅速发展，村民生活安康，民风朴实淳厚，村庄环境整洁，管理规范民主。

官桥八组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1978年至1981年，联产承包，解决温饱；第二个发展阶段，1982年到1992年，多种经营，实现共同富裕；第三个发展阶段，1993年到2002年，转型升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第四个发展阶段，从2003年至2012年，多元拓展，构建了现代工业、现代农业、高等教育、生态旅游、矿产资源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经济格局；第五个发展阶段，聚焦乡村振兴和美丽新农村建设，启动涵盖官桥镇五个村田野国家乡村公园，通过农业旅游项目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带动周边群众共同富裕起来。截止到2018年底，田野集团实现总资产30亿元，创利税1.9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66000元。

一、敢为人先，农业生产率先实现联产承包到户（1979-1982）

1979年，周宝生担任组长第一件大事就是搞联产承包。对此，亲历此事的官桥八组村民周瑞松回忆：

宝生担任生产队队长在报纸上看到联产承包的消息。认为别人搞了我们可以跟着学，就决定把田分到户。当时压力很大，主要是政策上的，上面没有百分之百的允许。分到户之后，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以前做事是“做事要等队长分工，出去要等地里敲钟，出去一条龙，做事磨洋工”。分田以后是“出勤起早摸黑，干活认真负责”。以前做事是打疲劳战、打时间战，不讲生产效率，分下去之后就不同了。粮食由原来的20多万斤增加到了30多万斤。

作为我来讲，开始我是反对分田，因为政策没下来，拿不定主意。最后队长给我们做工作，反复讲这个事情，思想转弯也转过来了。没过多长时间，政策也下来了。队长有远见，看准这个事情，坚持下来了，粮食交任务以外，多的归自己。大家尝到了甜头，产量也增加了，是个大好事情。

当时分田是面临很大压力的，周宝生的哥哥是我们镇的乡委副书记。劝他说：“宝生，你不能瞎搞，这涉及到政策问题。办好了还好说，办不好就不好说了。社会上压力也多，说这说那的都有，毕竟是群众，想法多。”当时村民就说，这个东西（联产承包）没有政策，我们能不能搞？这是路线问题，是走回头路还是向前走。分了以后，田地承包尝到了甜头，大家就都支持。

对于嘉鱼县当时联产承包面临的政治气候和环境，时任嘉鱼县委办公室调研组组长的刘彦其回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联产承包到户，嘉鱼县的联产承包应该是在1980年底开始启动，在1981年就基本上全县都实行了。当时有联产承包舆论，农民有心理上的躁动，但是要成形是很难的。涉及到是集体还是单干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所以都不敢搞，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省市县党委政府没有公开的支持或者表态，（老百姓）想搞又不敢搞，也不能搞，处于观望和期待的状态。政府和党委基本是属于一种放任态度，睁只眼闭只眼。当时流传比较广的一句话叫“上面盼、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杆”，上面希望能够开放，下面也希望能够搞承包，但是中间这一帮人不讲话 ，谁都怕戴上资本主义帽子。

官桥八组在1979年下半年将旱地承包，1980年又将水田搞了联产承包。当地的领导都知道，但是态度就不是很明朗，睁只眼闭只眼。但是第一个吃螃蟹是需要勇气和胆量。

对于在嘉鱼县率先启动联产承包的触因及当年面临的压力，时任八组组长周宝生回忆：

联产承包是改革开放初期党对农村政策的调整。官桥村八组在改革开放前，1970年左右，还在吃返销，每年需要国家返销粮四到五万斤，最困难时候发些糠。当时，我从人民日报就看到了一篇文章，讨论“搞联产承包是阳光道，还是独木桥”。受文章的启发，觉得这是我们农村改革的序幕开始了，联产承包可以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在嘉鱼县率先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把田地按好坏等级到户到劳。效果很好，粮食从过去的20万斤就增长到了近30万斤，增长了10万斤粮食，从根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联产承包政策，通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Tags：[db:TAG标签](426190)

转载请标注：我爱技术网_SEO三人行—— 官桥八组发展口述史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