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市民服务能否开辟普惠金融新赛道）

在防控与肆虐的反复拉锯中，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的纠缠已悄然滑至第三个年头。期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被一场场地缘冲突深刻调整，国内也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努力寻找稳定发之锚。于是，保障民生需求、扶持小微企业、培植发展元气就有了相较以往而言更加重要的意义，也因此成为了当下和未来金融服务特别是普惠金融服务的主题。

2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补齐县域、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金融服务短板。3月4日，银保监会、人民银行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新市民覆盖范围，要求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鼓励引导因地制宜强化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新市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求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资金更多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3月25日，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再度提及新市民金融服务的重要意义，指出在创业就业、安居需求、培训教育、健康保险等方面的落地举措。

短短一月时间，新市民金融服务概念横空出世，在国家政策层面被寄予了推进城市化、畅通双循环、构建新格局、实现新发展的殷切希望，市场也将其解读为拓展普惠金融服务的重要赛道、承接政策精准滴灌的关键场景而跃跃欲试。在经历互联网金融的勃兴与幻灭之后，包括监管机构和市场企业在内，行业上下普遍都在寻找覆盖广、纵深长、高质量、可持续的“第二曲线”，这次的新市民金融服务会是能够穿越经济周期和市场检验的“天选之子”吗？

新市民服务并不“新”

虽然在国家政策层面，新市民金融服务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是在《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中首次提出，但市场对其并不陌生。按照《通知》的界定，新市民是指“因本人创业就业、子女上学、投靠子女等原因来到城镇常住，未获得当地户籍或获得当地户籍不满三年的各类群体”，落实到具体人群，则主要包括“（由乡村及其他城镇转移而来的）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中专（含高等普通院校和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等”，规模大约三亿。

表面看来，三亿有工作（务工）或有工作能力（大中专毕业）的庞大人群无疑应是各方瞩目的优质客源，然而情况并不简单。首先，新市民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从目前可检索的网络新闻来看，在地方层面，最早是山东青岛为提升“外来务工人员”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在2006年2月开始将其改称“新市民”，并在医疗保险等方面陆续出台具体的帮扶政策，而后西安、沈阳等城市迅速跟进，成为当时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的新闻佳话。

在中央层面，2014年7月，李克强总理在山东与进城务工人员交谈时首次使用“新市民”的称谓，此后，当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和12月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也都围绕“新市民”部署了相关工作。而在2018年6月发布的《全国住房公积金2017年年度报告》中，新市民的范围正式扩展到农村转移人口及新毕业大学生等，《通知》的相关表述即与此一脉相承。从概念的变迁不难看出，新市民作为一个与改革开放相伴随的重要市场群体已被关注多年并持续注入公共资源，对其服务也已经涉及多个金融领域。

在账户服务方面，对新市民所包含的客户群体进行细分并匹配不同权益已成为商业银行发卡的通常打法，疫情期间还对老年卡、农民工等客户进行了费用减免。在渠道建设方面，不仅各类金融App界面更加友好，使用更加便捷，服务更加精准，还推出了服务诸如老年客户等的特殊版本，此外还向线下赋能，提升网点、自助机具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在信贷方面，商业银行、消金公司等不但有针对新市民的专属消费信贷、分期等产品，且根据仓储、物流、纳税等情况推出了经营贷款产品，科技企业的信贷撮合服务也已实现覆盖。在支付方面，微信支付、支付宝作为基于国民应用的现象级支付产品，迅速将新市民带入城市新的数字生活，试点中的数字人民币也将厚积薄发，为新市民提供更普惠、安全的支付服务。在保险方面，除健康保险服务水平和创新持续提升外，针对灵活就业的意外保险和新市民的专属养老保险也在积极探索并开始落地…

新市民服务新在何处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新市民并非一个新概念，对其服务也并非一个新课题。无论是在教育、居住、社保、医疗等公共领域，亦或是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对新市民群体服务的时间跨度都可回溯至几年甚至十几年前。就连“年轻”的金融科技企业，也有不少是在互联网的加持下从新市民消费市场掘取了“第一桶金”。既然如此，新市民服务又新在何处，《通知》又为何引发广泛关注？

还是要回到《通知》文本。细读全篇不难看出，新市民服务的“瓶”未必是新瓶，但“酒”确实是新酒，而这个“新”就体现在业务开展范式的改变上。

范式的改变首先是更强调服务的普惠属性。金融机构对新市民的服务起初更多着眼于市场属性，看中的是其进城务工或创业就业获取的财富及未来获取财富的可能性，主要目的则是获取商业利润。近年来，对金融普惠属性的追求在国内外日益兴起，对环境保护（Environment）、社会公益（Society）、企业治理（Governance）的ESG要求大行其道，金融也越来越被视为一种改善工作生活状况的发展权利而非仅是盈利手段。这一思路也反映在了《通知》对未来新市民金融服务路径的顶层设计中，开宗明义便指出了其“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及“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意义与定位。

范式的改变其次是更强调对创业就业的支持。如前所述，对新市民的金融服务特别是信贷服务起步虽早，但更多集中于消费场景。当初虽然在活跃消费、拉动经济，特别是在催生数字经济生态发展成熟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但也滋生了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从业务逻辑角度而言，消费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而只是财富的消耗或者转移，金融机构在消费场景的利润争夺甚至竭泽而渔不利于金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相反，对创业就业的支持虽然短期内因缺乏外部资源支撑和现成金融工具而具有一定风险，长远看来则既有利于金融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又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强基筑本，对饱受疫情冲击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则更不啻为及时雨。

范式的改变第三是更强调对新城镇化的支撑。客观而言，我国城镇化特别是城市化虽然短期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部分城市高不可攀的房价甚至成为社会问题，但相较于工业化进程，我国城镇化发展仍显落后。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金融虽然在早期通过居民住房、城市基建等领域的资源倾斜，很大程度助力了国家经济发展和家庭财富增长，但却也造成了过度金融化的问题。房产更多成为了一种投资甚至社会分层工具，居住属性反而不断淡化。不言而喻，《通知》中对住房租赁、保障性住房等场景的强调就是对此前相关业务发展思路的根本性纠偏。

范式的改变最后是普惠金融服务内容的增加。一方面，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固然在概念上仅强调包容（Inclusive）属性，并未区分业务属性是对公还是零售，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主要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业务大都由（中）小微企业金融发展而来，很长一段时间也集中于此。另一方面，新市民服务则由消费金融等零售业务发展而来，其经营模式和业务风貌具有明显的零售属性。而《通知》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通过对公业务加强零售服务，从源头上设计了公私联动的业务路径，进而有利于通过金融机构内外部资源要素的重新整合激发新的增长活力。

新市民服务难在何处

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之下，市场就是最好的老师。毋庸讳言，新市民服务在其数年乃至十数年发展时间内始终主要围绕零售业务、消费金融打转，而无法靠市场力量天然演进出《通知》等政策所要求的业务模式，其挑战之多之大也更是自不待言。

挑战之一在于新市民服务无法完整套用金融机构标准化服务。客观看来，新市民中确实不乏潜力个体甚至群体，但整体却仍呈小、散风貌，并且具有潜力的个别群体如高校毕业生、高端服务业自由职业者的金融需求已得到充分乃至饱和满足，很难继续增长。另外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无论是定位于服务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抑或是面向市民个体的零售业务，其基本逻辑都是产品和服务的标准化。但这种标准化应用于部分新市民群体时，却因为户籍、职业、社保、工资等原因，反而成为排斥后者享受服务的“护城河”。

挑战之二在于金融机构传统信贷作业方式不利于新市民服务的深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抵质押物都是客户获取银行信贷服务的基础，同时也是后者有效防控风险的基础，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制度和工具。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在互联网金融的探索和启示下，围绕征信信息、工资流水、物流仓储等数据建构起的数字化作业模式也逐渐为行业所接受。但是对于相当数量的新市民而言，他们既没有可供抵质押的实体资产，也没有可供金融机构进行大数据获客、授信、风控等的有效数据。并且随着数据安全法治的加强和贷款利率上限的压缩，金融机构腾挪变通的空间也日渐逼仄，对新市民客群中未被满足的需求很多时候也只能望洋兴叹。

挑战之三在于新市民服务的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新市民服务既是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工具，也是其归宿。满足新市民需求是一项伴随经济转型始终的庞大社会工程，金融服务既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也需要其他工作的支持。比如，新市民金融服务的基础是稳定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不依赖于资产和最小个人信息收集的信贷需要多维度、多场景的数据库，其中最关键的公共事业与政务相关数据的提供。再比如，金融服务作为与客户伴生的旅程，其提升自然也需要客户职业技能、数字化城市化生活水平的提升，政府对此则应及时提供多方面公共产品。

挑战最后还在于数字化、线上化的双刃剑作用。结合《通知》要求和业务实际，对新市民的金融服务将主要依赖线上渠道和与其联动的线下智能设备完成。一方面，在移动终端和信息技术的加持下，数字金融极大拓展了金融的可得性，不但将大量客户从网点服务的长时间等待中解脱出来，也获取了传统上网点服务不到的客户；然而另一方面，数字渠道及由其定义的服务体验却也对不善使用的客户群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排斥效应，而这些客户很多就是新市民群体，他们脱离了乡土熟悉的传统网点渠道，却又不能很快适应城市高度数字化的服务网络，成为漂泊于两个世界之间的金融“异乡人”。

新市民服务如何破局

新市民金融的本质也可从上述服务渠道的窘境窥见一斑，质言之，新市民金融服务是改革开放后启动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衍生品，随后又受到了数字化的深刻影响。在这一持续数十年的历史迁徙中，新市民通过务工、入学、创业、投靠等途径进入新城市经济生态体系，在告别过去社交网络和财产互助网络的同时，需要被新的正规化、数字化金融服务覆盖。并且，当新市民还在原乡村等居住地时，其金融需求往往只具有个体意义，而当进入城市与城镇化、工业化、数字化进程汇合后，就具有了关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宏大意义。

不过，新市民金融服务意义固然宏远，但破题却需要着眼当前。在新市民部分群体金融需求已被充分满足且金融监管政策和产品制度创新短期无法突破的现实约束下，在新市民金融服务并非传统意义“蓝海”市场的客观情况下，一方面，新市民金融要更多致力于三线以下城市甚至“小镇”，不能固守一二线大城市的舒适区，那里不仅也有新市民，更能够与原籍在此的大城市居民形成业务联动，扩大业务的空间范围。另一方面，也需要扭转思路，接受现实，不能再用过去一年一台阶、几年大跨越的“爆发式”方法作业务，而应采用普惠的、伴生的方式服务实体经济和居民需求，并从中实现产品服务和经营范式的革新。

就具体落地方式而言，金融机构首先要进行产品创新，在坚定服务信念、强化专门考核的基础上，充分利用金融科技创新成果，进一步细分客群，识别需求，通过多类型营销活动及支付等高频服务触达和留住客户，发挥各自在住房、涉农、科技等方面的传统优势开发贴近新市民真实需求且能负担的产品，并形成有效的公私、城乡联动。

金融机构其次要进行渠道创新。在继续完善手机App基础功能和服务体验的基础上，一是拓展机构内部渠道，完善新的移动营销及小程序、快应用工具，并与传统线下渠道形成有效联动；二是继续优化专属渠道版本和专属功能，适应新市民中的老年客户和进城务工人员等的操作体验和服务要求；三是联合外部伙伴合作打造开放场景生态，满足新市民衣食住行的多方面需求。

金融机构此外还要进行模式创新。在提供基础服务、开展营销活动得到的多要素数据基础之上，结合机构自身其他数据和外部数据，通过填补新市民数据空白的方式为其进行信用、风险等画像，在标准化产品的基础上进行定制化服务，从而走出信贷支持的新路径。除此之外，还可考虑扩大金融机构的有效供给，引导消费金融等机构从零售端切入，合规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业务范围。

最后，新市民金融服务的高效开展从始至终都离不开新市民公共服务的有力支持，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参与、指导开放生态系统打造，助力行业走出数字经济条件下新市民金融服务的可持续之路。除了金融监管机构的规范指导外，政府也应继续加强制度体系建设、营商环境优化、福利均等提供、数据整合流通、风险分担补偿等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打造有竞争力的公共基础设施。此外，社会相关方面也应携手共同为新市民创造融入城市生活的便利条件，特别是在教育培训方面，企业、高校、行业组织等各类机构都应各展所长，提升新市民的工作技能和金融素养，助其跨越数据鸿沟，克服金融排斥，真正实现新市民对自身美好生活的梦想。而正是这一个个普通新市民个人美好梦想的实现，才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初心，也才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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