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过去的70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多项指标全球领先。

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过去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主要有人口红利、城镇化以及加入WTO带来的全球化等动力的支撑，但是目前这些红利都面临拐点，未来中国经济靠什么发展？

从人口红利到工程师红利

首先第一个挑战就是人口红利的消失。

在经济学上，通常把15~64岁的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高速发展，背后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在上个世纪60到90年代出生的大量人口，给中国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而在2014年，2000年左右出生的人口开始加入劳动力大军，而这批人口的数量远低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甚至抵不上每年变老的人口数量，这就使得我国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在2014年以后首次出现了负增长，而我国的就业人口增速也逐渐降至了零增长，甚至在2018年首次出现了负增长。

这意味着简单的人口数量变化已经不再能贡献新的经济增长，人口的数量红利已经消失。

但是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必然也会打开一扇窗。

目前美国的出生率也仅为11.8‰，韩国、日本和德国的出生率也都在10‰以下，但是并不妨碍其保持发达国家的地位，尤其美国、韩国和德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算慢。这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投入到教育的资源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这使得其劳动力生产效率更高，从而可以享受更高的人均收入。

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截至2017年，韩国、日本、美国、德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2.1、12.8、13.4和14.1年，显著高于全球8.6年的均值水平。

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过去20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2000年时，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不到100万，而在2018年，我国毕业的大学生数量超过了1000万，包括750万普通高校毕业生，218万成人高校毕业生，以及195万网络高校毕业生。

根据我们的测算，我国受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0.3%升至2018年的11.4%，同时我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从1982年的5.2年升至2017年的9.2年。如果保持目前每年1000万大学生毕业数不变，我们测算到2030年时，我国受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将上升至21.4%，同时我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也将上升至11.2年，平均每年上升1.5%左右。

也就是说，虽然我国的人口数量红利消失了，但由于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持续提升，从而带来了新的工程师红利，这其实就是人口的质量红利。

从城镇化到城市化

第二个挑战就是城镇化的放缓。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仅为1.7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17.9%。而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有6.6亿农村人口进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了41.7%。

劳动力在农村从事的主要是农业，在城镇则可以从事工业和服务业，而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出效率远高于农业。在过去40年，我国工业和服务业的人均产出大约是农业的5倍到6倍左右，因而随着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首先带来的是生产效率的提升。

另一方面，劳动力在农村处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状态，只需满足衣食等基本需求。但是在劳动力进入城镇以后，会带来住行等升级需求。在过去20年，城镇化带动了房地产和汽车两大行业的大发展。

但是到了2018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升至8.3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升至59.6%。从国际经验来看，城镇化率达到70%~80%左右将会进入成熟期，这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将步入尾声阶段。

虽然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3.4%，这意味着有2.2亿人口常住在城镇，但是户籍依然在农村，因而无法在城镇安家，其住行和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都会受到影响。

2016年10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提出要全面放开放宽重点群体落户限制。《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要全面放开落户限制。《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进一步提出，Ⅱ型大城市（100万~300万）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Ⅰ型大城市（300万~500万）要全面放宽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这意味着除了北上广深等4个建成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以及武汉、重庆等10个建成区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特大城市以外，包括西安、哈尔滨等在内的13个Ⅰ型大城市的重点群体落户限制将全面取消，包括乌鲁木齐、贵阳、石家庄、福州等在内的65个Ⅱ型大城市的落户限制将全面取消，而剩余的500多个县级以上城市的落户限制也将全面取消。

与此相应，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也将步入新阶段，从发展中小城镇转到发展大中型城市。

在过去的40年，我国发展最快的是中小城镇。从1978年到2018年，我国县级以上城市的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72个，增长2.5倍；而同期建制镇从2176个激增至21297个，增长了近9倍。

但是如果未来全面放开县级以上大中型城市的落户限制，由于城市拥有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其户籍的完全放开将吸引人口从农村和乡镇流入，农村和乡镇人口或将持续萎缩，而大中型城市有望继续扩张。

从外贸加工到内需创新

第三个挑战来自于全球化的逆转。

在经历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接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之后，全球都对战争和冲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全球化开始大行其道。随着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等的相继成立，全球各国都开始降低关税税率，从而推动了全球贸易的持续发展。

而我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在2001年正式加入WTO，从而搭上了全球化的顺风车，对外贸易的大发展使得中国成为了全球制造业工厂。

对外经贸一方面帮助中国引进了稀缺的资金，2018年底，我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960725家，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21492亿美元。而外商直接投资最大的行业是制造业，最近两年外商投入信息软件业的资金也大幅上升，外商对制造业和高新产业的投资也带来了技术外溢效应，使得中国企业得以模仿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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