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时代变迁，沧海桑田，中美经贸关系风起云涌，经历了从破冰到合作再到遏制、从贸易自由化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巨变：

七八十年代美苏争霸，中美关系破冰。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1979 年 1 月 28 日邓小平访美。1979 年 7 月 7 日，两国政府签订了为期三年的《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决定从 1980 年 2 月 1 日开始相互给予最惠国关税待遇，使中美贸易实现了正常化。

2000年5月和9月，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加入WTO后必须履行义务，因此中国将走向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道路。克林顿政府及当时美国主流的认知是：1）中国加入WTO后，美国可获得广阔的中国市场，从而为美国公司和劳动者创造新的机会；2）鼓励中国建立更为透明的法律制度并遵守法律规则。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谋求中国的合作共同“反恐”。2001年12月，汤姆·迪莱（共和党，得克萨斯州）宣称：“美国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持续胜利有赖国际贸易的扩张，直至这一行动的好处惠及公民个人。”在美国支持下，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中美贸易关系纳入到 WTO 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之内，中国融入全球化，迎来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大繁荣，成为全球化最大受益者。

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对华贸易逆差占全部货物贸易逆差的42.1%，超过日本在1980年代的表现。

200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潜在竞争者”，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首次定位为“战略性竞争对手”。

2017年12月特朗普竞选班子的宣传总长班农在日本演讲《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却让美国走向了衰败》。莱特希泽在《对过去十年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作用的评估》中认为，中国加入WTO后美国的经济利益未能实现，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持续增加，制造业岗位失去；认为中国的法制承诺很值得怀疑，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执行不力，违背WTO承诺实施出口限制，利用投资规定保护中国产业，中国政府向非中国企业施压，迫使后者按照不利条件许可其技术或知识产权；认为中国重商主义对美国经济产生了致命影响。

特朗普在竞选纲领就提出对华要更加强硬、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其内阁成员整体对华态度偏鹰。上台至今对华启动301调查、232调查等，并提出对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直指中国制造2025，遏制中国崛起。

历次中美贸易战和国际案例，引发我们深思：

1、中美贸易摩擦服从于世界政经局势、社会意识形态演化以及中美关系，要深刻认识到此次中美贸易战不同于以往的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

2、历次贸易摩擦均由美国主动挑起，中国有妥协有斗争，总体上中国化压力为动力，走向更加开放。历次中美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1）美国利用国内法单边对华发动贸易制裁，主要有“201”条款、“301”条款、“特殊301”条款“、232”条款及“337条款”，主要涉及知识产权、市场准入、清洁能源补贴等问题，受美国单边制裁的国家可以向WTO提起申诉和磋商；2）2003年以来就汇率问题施压人民币升值，威胁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目的在于打开中国金融市场；3）对中国实施严格的高科技出口管制；4）通过WTO的三大救济措施，对华发起反倾销、反补贴和特别保障措施，主要涉及纺织服装、钢铁、玩具和汽车等领域；5）反复利用中国入世协议中“非市场经济地位”和“特保”问题牵制中国。

3、贸易战不仅是经济实力的较量，还是政治、文化、科技、网络、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全方位综合实力较量。美国积累起贸易（对华摩擦的五大方面）、货币金融汇率（对日本）、资源战（对欧洲）的多维打击经验和手段。

4、这一次不一样：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赤裸裸的遏制，新冷战思维引发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

5、谈判和应对策略：力争达成共识，守住底线，寻求共赢，避免最坏情形和摩擦升级，坚定不移保持谦虚学习、韬光养晦、改革开放，保持战略定力和冷静。

本文旨在系统深入地研究：一、美国贸易决策体制：总统与国会各自的权力；二、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从破冰到合作再到遏制；三、历次中美贸易摩擦：背景、原因、纷争、应对与解决；四、历次中美贸易摩擦的经验和启示。

一、美国贸易决策体制：总统与国会各自的权力

美国宪法将制定贸易政策的权力在总统和国会之间分配，体现权力分立的原则。一般而言，国会议员代表所在地区、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受选区选民压力，且不负责具体执行、不直接承担后果，倾向于局部利益和保护主义。总统由于对外代表合众国，面临全国选民，需要从政治、经济和安全全局角度考虑国家利益，倾向于自由贸易及整体福利的提高。但最终表现出的贸易政策倾向还与时代、领导者个人性格及理念有关。

根据国会和行政机构主导作用的变化可将美国贸易决策体制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为1789-1930年，国会主导对外经济政策长达100多年，长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意在通过征收关税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

（2）第二阶段从1934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到总统为主导特征的“1934年体制”，源于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经济衰退的教训使美国贸易政策向自由主义转变。《1934年互惠贸易法案》通过，国会授权总统负责对外谈判并且就调整关税税率签订贸易协议，可以自行决定将关税最大程度降低50%而无需国会批准。

（3）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恢复国会的主导地位。欧洲和日本的崛起导致美国在70年代出现贸易逆差，且逆差规模不断扩大，冲击美国农产品、纺织、钢铁、家电、汽车、半导体等行业，美国开始利用关税、进口限额、进口许可、汇率等多维手段打压欧洲与日本。同时，国会对国务院长期以来轻视产业利益感到不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此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尼克松总统因违宪遭到弹劾，国会重新确立自己在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地位。

从大的历史阶段看，当前属于70年代以来国会主导贸易决策的阶段，但是总统仍具有较大的决策权，二者相互制约（总统可否决国会法案，国会可再否决，最终形成两者的均衡）。

第一，总统拥有的权力有：（1）缔结条约（所有条约必须经过参议院出席议员2/3多数票同意才能生效，但总统可以通过利用利益集团游说获得议员的支持）；（2）缔结行政协定（不需参议院批准直接生效）；（3）立法否决权（国会超过2/3多数的表决能推翻总统的否决）；（4）国会授予的贸易谈判权等，如关税谈判权和贸易促进权。关税谈判权授权总统在一定数量范围内提高或降低关税，无需国会批准，如美国贸易代表认定“不合理、不公平的贸易”单方面发起301调查，建议总统加征关税等。贸易促进权主要侧重非关税壁垒（政府采购、补贴、技术标准），协议需国会批准，但为制约国会无休止的辩论和修改协议，规定国会只能在是否之间做选择。需要说明的是，贸易促进权必须定期得到国会批准, 国会还有权取消这种权力。总统在贸易政策上有较大的权力，但更多来自于授权和立法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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