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六六在其微信公号上发布文章《无赖京东》，指出她的朋友程茉在京东全球购第三方商家"鲸虾过洋专营店"购买了一款护腰枕，标价为人民币1489元（美国官网售价为109.95美元），但她却收到了一个标价为33.6美元的护腰枕。

程茉认为，卖家不承认是假货，坚持回应“发货错误”，并且拒绝10倍赔偿。京东的态度很强势，将矛头指向六六：“六六仅凭其朋友的一面之词，就‘发布言辞激烈，与事实出入较大，并存在恶意诋毁的文章’，已经严重侵害了京东的信誉，京东“将坚决采取法律手段’。”

在这件事上，京东的强势与个体消费者的弱势形成了鲜明对比。

六六对虎嗅表示，她也曾在淘宝遇到过卖家发错货的问题，卖家想通过微信“私下解决”——退款，但条件是给好评，却遭到了六六的拒绝。最终她通过申请售后，按“卖家发错货”获得了退款。

六六是一个维权话题下绕不开的人物。作为“爱怼人士”，她怼过滴滴，携程、妇联，但京东才是她的“老对手”。在过去的3年中，她和京东“怼”过三次。2011年，六六在其微博中质疑京东销售其未授权的作品集；2015年，六六爆料称自己在京东的天天果园买到烂水果，但与客服反复沟通无果；2017年六六收到网友的维权求助，表示京东的冷链和售后都没有做好。京东的处理方式似乎自有一个——“不了了之”。

六六说：“这是我质疑京东的原因。你天天想着告我诽谤，为何不建立信用体系？”像京东这样大的公司，问题和漏洞是一定存在的，但关键在于如何补漏。她还说：“出问题要解决问题，不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2016年，淘宝和京东都上了315打假名单。为了扭转形象，京东联合央视国家品牌计划宣布推出首个“315京东国品日”，目的要把“315”打造成品质诚信购物节，帮助这些企业建立与消费者沟通和互动的平台，助力中国品牌持续健康成长。

但讽刺的是，宣传形象与实际形象出现分歧时，“狡兔三窟”式的推诿自然会遭到谴责。具体到这次事件，六六的发声获得了舆论的支持。那篇名为《无赖京东》的文章与京东的回应引发了广泛围观，如今，这篇文章的阅读量已经超过十万。在六六的微博，几乎每一条相关的博文都获得了上百个评论。

质疑六六的声音同样存在。有人认为，六六借助自己大V的身份提高影响力。六六说：“我大V都要靠滥用话语权才能讨回属于我的权利，那普通老百姓呢？”

2008年，消费者黄静购买了一台价值2万元的某品牌笔记本电脑，在修理过程中发现其CPU存在问题。然而在维权（索赔500万）过程中，却被该品牌以敲诈勒索之名告到公安部门，换来了10个月的“牢狱之灾”。不过最终，黄静终因“冤狱”获得了国家赔偿认定书；并对该公司提出名誉侵权、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以及诬告陷害三项诉讼。

其实，六六与程茉的维权遭遇就是现实的尴尬写照。

根据腾讯财经于今天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当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时，38.7%的消费者会第一时间与消费品卖方协商，36.9%的消费者选择向消协等有关部门投诉，14.8%的消费者向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曝光，5.8%的消费者向媒体投诉曝光，只有3.8%的消费者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权。

这是因为维权成本（费用及时间）在不断升高：30.4%的受访者认为维权成本超过商品或服务的价格；58.1%的受访者表示，需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来解决投诉，仅有不到6%的受访者表示1天就能妥善解决投诉。

但这是否意味着投诉能得到妥善处理呢？

有57.6%的消费者表示多次向商家反映，仍未能解决问题；24.6%消费者表示只有投诉后，问题才得到妥善解决；只有不到7%的消费者表示，反映的问题被及时解决了。

这些数字背后，隐藏了监管问题。

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程茉先是向所在城市的消协投诉，但是当地消协表示，京东不在当地；他们查到了京东注册在江苏宿迁（刘强东的老家），拨打宿迁12345，但是被告知京东只是把客服公司注册在了宿迁，要投诉京东得去北京；而北京的有关部门称，京东全球购和京东不是一家公司，那家公司注册在香港，内地法律管不了，要投诉，只能去香港找司法部门打官司。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京东自营不是京东”的事情了。

2017年1月，有消费者在京东商城购买了“京东自营商品”，发生纠纷后把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京东电子商务公司）诉至法院，却在诉讼中得知“京东自营”是指京东集团“自营”，但是该商品销售主体为京东海荣公司，被告的京东电子商务公司“非适格被告”，起诉被驳回。北京朝阳法院也认为，“京东自营”已对消费者构成误导，曾发出司法建议函要求京东改进。

澎湃新闻写道：

“大型集团公司股权投资结构异常复杂，不同主体适用不同的法律责任，这对于集团公司来说是构筑了法律风险的‘隔水舱’，但却成了消费者维权的‘法律陷阱’，这也就是公司法界常说的‘滥用有限责任主体’的问题。

客服公司、母公司和海外购公司都注册在不同地方，面对的大公司的跨地域经营，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监管？

“职业打假”还是“维权碰瓷”？

与六六不同，王海的第一身份不是知名作者，也不是大V，他最为人知的身份是“打假第一人”。

1995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花了170元买了两副“山寨版”的索尼耳机，然后状告隆福大厦出售假货，并提出索赔要求。在那个年代，人们还不知道消费者权利应该从何说起。王海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他被外界冠以“中国打假第一人”的称号，那一年被媒体评为“消费者维权元年”。

23年过去了，王海依旧在打假前线。他撕过京东、阿里、耐克、小米、苹果中国等知名企业公司，他的出现总会引起恐慌。当时，王海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打假的目标绝不是牟利，要“为消费者服务，为人民服务”。然而，梦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王海之后，不少人看到了商机，以“职业打假人”的名义利用商品过期或商品漏洞问题，故意大量买入然后通过打假要求商家支付赔偿。“职业打假人”变为 “职业索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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