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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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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图为华东政法学院功勋教授郑兆璜

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图为2007年,刘晓红(左三)和徐冬根(右)与胡文治老师在华政更名庆典上的合影

□ 何勤华

第二次复校群英谱:郑兆璜和胡文治

郑兆璜(1910年-2003年),1935年获得燕京大学学士学位。随后赴美国耶鲁大学读研究生,1939年获得硕士学位。接着考入法国巴黎大学,194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48年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讲授国际公法。1951年因院系调整而失去教职。1953年至1956年从事翻译工作,曾在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担任审校工作,著有《国际条约之解释》等作品。

1956年10月18日,在上海法学会向上海市社联汇报上海法学界人士情况时,郑兆璜与胡长清、吴昆吾、杨寿林、方福枢等人,遭当作无业人员对待。1979年郑兆璜到华政工作,成为了国际法学科的带头人。1980年12月8日,郑兆璜遭上海市人民政府评为教授,成为华政1979年复校后的第一位教授(一年后,徐盼秋和曹漫之遭上海市人民政府评为华政第二位、第三位教授)。在1985年9月10日的第一个教师节上,郑兆璜老师和施荣根、奚玉龙等人,遭推荐为受表彰的对象。

2002年11月,华政迎来了50周年大庆。此时,郑兆璜老师已经是一位92岁的老人了。但他仍然牵挂学校的发展和未来。写下了“祝贺与期望”的文章,为了让华政真正成为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他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增强与时俱进的办学意识;二是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法律人才,提高华政的竞争力和知名度;三是希望学校多关心退休教职员工的生活,以增强凝聚力和创造力。郑老以自己的生活现状,说明了如果这方面工作做好了,能带来难以预料的积极作用。郑老退休后,年迈多病,生活难以自理,有时不免会产生孤独和伤感的情绪。此时,有学生和老师来看望他,他就会很开心,而且会高兴好几天。他的情况是这样,其他退休老师应该也是一样的心情。

胡文治(1926年-2011年),1951年7月毕业于东吴大学,是当时东吴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组的学生。华政成立后,任研究处主任的徐盼秋推荐胡文治老师来华政担任讲师,并负责国际法的学科建设。由于当时华政刚刚建立,因此面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培养师资,编写教材。胡文治老师努力去做各方面的工作,如从民国时期研究国际法的教授(所谓“旧法人员”)中,引进了周子亚,何海晏和江海潮3人。从当时的毕业生中,挑选了3名优秀学生,任国际法专业的助教,他们是董世忠、赵振德、王世本。在这三位年轻的助教中,赵振德后来担任了华东政法学院的副院长;王世本做了行政管理工作;只有董世忠一直坚持国际法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72年华政第二次撤销,董世忠到复旦大学任教,后来成为复旦大学国际法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复旦大学法律系主任、著名国际法学家。

在编写国际法教材方面,胡文治老师也非常努力。1956年,中国外交部所属北京外交学院邀请苏联一流法学专家来华培训师资,在两年时间内,开设了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关系史等课程。胡文治老师就抓住这个机会,赶去北京,参加了这些课程的学习,其笔记成为后来编写教材的素材。只是机缘不好,融易资讯网(ironge.com.cn)消息,在胡老师回到上海不久,华政就遭第一次撤销,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华政自己编写国际法系列教材的规划也就流产了。

之后,胡文治老师的命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华政并入上海社科院以后,胡文治老师参加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后来担任学术秘书组组长、编译组组长和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研究组组长。该研究所当时实力很强大,不仅将原来华政的国际法教研组的原班人马吸纳进去,而且将复旦大学研究国际法的教授张汇文、卢峻、丘日庆和刘家骥等人也全部吸收了进来。

1979年华政第二次复校时,胡老师回到了华政,担任国际法学科的负责人。1985年设立国际法系的时候,胡文治老师担任国际法系的系主任,团结像郑兆璜老师这样的一批老教授,带领一批像曹建明、陈治东、周洪钧、朱榄叶、丁伟这样的年轻教师向前奋进,终于使华政的国际法教学科研团队,慢慢接近了中国国际法研究的最前端。

华政的国际法学科,正是在郑兆璜、江海潮、胡文治等老一辈学者的努力下,在曹建明、陈治东、周洪钧、朱榄叶、丁伟、刘晓红、林燕萍、王虎华等一批中青年学者的推动下,以及在贺小勇、刘宁元、李伟芳、管建强、杜涛、王勇等老师的接力下,一直挺进在我国国际法学界的主流队伍之中,为我国国际法和法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华政的故事(六十七)》详见《法治日报》2020年11月10日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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